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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掖县玉皇顶起义的历史经验

    信息发布者:新网链
    2019-11-02 17:15:44    浏览:4    回复:0    点赞:0

    原创: 烟台市红办  英雄胶东开放烟台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和市委联合编著的《胶东红色文化丛书》已正式出版发行。包含(一)(二)两套共16册。丛书(二)共12册,主要对胶东革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和层面展开深度课题研究,是一整套系统而完整的学术性成果。该文节选自《胶东抗战述略》一书中由张加洛著的《掖县玉皇顶起义的历史经验》章节。



    一九三八年三月九日,中共掖县县委领导下的“民动”发动了掖县玉皇顶起义,摧毁伪政权,创建胶东游击队第三支队(简称三支队),成为当时在胶东主要的抗日武装之一,它的实力和它所奉行的路线,已远远超过了一个县的区域,对创建胶东抗日根据地,建立党在胶东的抗日武装及坚持长期抗战,有着重大的贡献和作用。



      纪念玉皇顶起义的意义,不在于它具有山东各地武装起义的一般特点,即在没有八路军的直接援助下(胶东地区),依靠地方党组织,土生土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而是在于它从发动到扩建武装,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在抗日民族统一中坚持以我党为主的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这完全有别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即“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三支队发动时期,就做到全面的发动,实行广泛统一战线,在统一全县武装中保持了党的绝对领导权。攻克县城后,不失时机地扩大党的武装,不到一个月时间,即发展了十七八个大队,三千七八百人枪。坚持党对支队的绝对领导,建立党的基干武装,并在部队教育中消除对国民党的正统观念。建立胶东第一个抗日政府,它善于联络各种人材,整顿地方财政(月收入三十万元),开源节流,保障部队建设,筹建银行。驱赶或缴械押送出境国民党两次派送的县长,坚定击退平度顽杂势力进攻掖县,一举敉平内部少数国民党顽固分子谋夺三支队领导权及掖县政权。凡属这些都体现了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因此,三支队得以创建发展并有各种建树,否则三支队不可能壮大发展,甚至有被内外国民党顽固势力分化的可能。


      纪念玉皇顶起义的意义,还在于它与胶东特委领导的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简称三军)是并列的胶东我党两只最大的抗日武装,它参与了蓬、黄、掖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一九三八年八月间,三军与三支队合编为八路军山东游击纵队第五支队,它们就是以后胶东八路军的前身。至今还保有番号的三个集团军:即二十七军、四十一军及三十一军,就是出于胶东地区的。其中四十一军一二一师三六一团、二十七军二三五团(济南第一团)二营及一、三营各一个连,它们的前身,就是三支队。纪念玉皇顶起义的意义,就在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它基本上执行了一个符合历史实际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可是,就这样一支有着实力和重要业绩的抗日武装,却长期以来不被人们所了解,甚至还有不少同志对它保有历史的偏见。在山东尤其在胶东,人们只知道天福山起义和雷神庙战斗(这些是胶东特委直接领导参与的,是伟大而影响深远的),只知有三军(它本质是很好的),而不知有三支队。甚至有人撰文:“一九三八年五月,我三军各路进入蓬、黄、掖,”(大意),只字不提三支队。在数年前山东省、市撰写党史及各军军史,最初都把三支队列于三军的编制序列,把它与三军的各路并称。二十七军军史还写道:“一九三八年八月胶特、三军整肃了三支队”,三支队有什么可以被“整肃”的?!这些都是不符合实际是极不公正的,完全抹煞了三支队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三支队是独立创建的,它与三军是平等的兄弟部队关系,怎可以三军掩盖一切?由于一些持历史偏见的同志提供材料,使地方党史、军史编写中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导致一些史料写得很不确切,甚至颠倒不堪。这些都是应该严肃对待和澄清的。一九八四年后,烟台市委党史委编撰的大事记,才恢复了三支队的历史地位,把三军和三支队并列,声称三军和三支队是当时胶东我党领导的两只主要的抗日武装。这是公正的,完全符合实际的。为什么会出现上述这种不符合历史实际和极不公正的偏见,一直延续了半个世纪?这是因为当时以胶特、三军为中心(中心是对的,但不能不及其他),对三支队性质的认定及伴随对其相应的政策措施等等,而在很多同志头脑中所积留和沉淀的印象,长期不泯所致。


      三支队是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它所奉行的是党的路线方针,非是哪几个哪几部分人的是非问题,应该坚持历史的真实,恢复它的历史面貌,不给后人留下虚假史书,这样才是有利于澄清历史。回顾历史,是为了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按照不同的历史条件、环境情况,以唯物辨证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得出某种在一般和特殊意义上的历史借鉴,这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为什么在抗战初期会在掖县一域内,出现玉皇顶起义、产生三支队这样一支抗日武装及山东第一个抗日政权等历史现象?关键是由于中共掖县党坚决执行了放手大胆地发动抗日武装,实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其中坚持以我为主的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这些不是笼统的几句话所能够概述的,必须对事变的进程,做出具体的剖析。为此简要地叙述一些历程是必要的。因为只有通过具体实践,才能看出执行的原则方针,是正确还是谬误,惟有如此,作为历史的借鉴,才是必需的和有意义的。


      一九三七年十月,当日寇还在黄河以北窥伺济南,山东各地政府顾盼未定之际,地方政权呈现出了混乱的局面。中共山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精神,按照“华北决议”,组织发动抗日武装。中共掖县县委(简称县委)及时举行会议,贯彻执行省委的指示和“华北决议”精神,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就是:立即发动抗日武装。这是中共掖县党历史上重要的“沟东会议”,这次会议是掖县党长期处于地下活动转向发动抗日武装夺取政权的转折点。县委提出“依靠党发展党同时发动武装”的方针,把全县划分为六个分区委(五六名党员),要求每个分区委各建立一个外围武装组织,由潜伏到半公开。县委一开始就做到全面的发动,与此最初的部署,关系至大。在攻城前,各分区委武装多者五六十人,三五十条枪,少者十余人,数条枪。此外,沙河及平(度)北两股武装,也统归属县委的领导。同时,宣传组织民众,以发动武装为中心,是在武装发动中去宣传、组织民众,而不是一般地搞所谓抗日救国活动。发动武装,是最直接最根本的行动目标。


      县委发动抗日武装期间,实行广泛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与发动抗日武装是统一的,合二为一的。广泛实行统一战线,是为了发动与壮大抗日武装。在这里,县委没有把统一战线与武装发动割裂,更没有把二者并列或把统战放在首位,是在发动抗日武装中,广泛实行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服从于武装发动。统一战线的着眼点,是发动在乡的各阶层有志抗日的人士,包括原国民党和旧军人。对县政府官员不抱任何幻想,不和他们搞统战,因为当时县委没有力量或力量很小,与他们搞统战,是无效的。况且,他们在大敌来临之前是要纷纷弃城而逃的。


      一九三七年底济南失守,县委在实行广泛的武装发动中,不失时机地统一了全县的武装组织(包括吸收国民党人发动的“民抗”在内),命名为“掖县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简称“民动”),县委在“民动”中取得了绝对领导权。一九三八年一月敌伪上台,县委针对全县十个区队,发动各种关系,大力争取他们。县委党刊《民声》上发表了《争取区队到抗敌阵线上来》一文。到攻城前,全县十个区队大部都随了“民动”,极大地孤力了伪政权。在统一战线和武装组织中,必须确保我党的绝对领导权,县委是非常明确而坚定的,直到三支队成立后,始终为此。


      县委对于组织起义的时机,认为过早或过迟都不利。当地方政府及武装(县保安队)还存在的形势下,过早起义,会使他们警觉、对立,甚至设法消灭你,过迟则不利于鼓舞民众,壮大声势,扩建队伍。适当的时机,是在地方政府摇摇欲坠和日寇进犯之际。县委没有机械套用所谓武装起义的几个什么条件。县委发动武装,一开始是秘密的逐渐走向半公开到公开揭竿而起。一句话,时机不到,不要过早地暴露自己,力量不足,条件不成熟,不要轻率行动。一九三八年二月五日日寇进犯,伪政府上台,当时我们才初步联合,各区队当未争取,不能轻率地组织起义。到二月底三月初,大体条件具备,就发起了玉皇顶起义,在“民动”统一组织下,全县(包括争取过来的旧区队在内)近五百人枪的武装参加攻城,一举奏效。三月八日夜至九日上午,未费一枪一弹,垂手得城。攻城是以武装实力为后盾,大力开展政治攻势下取得的。至此一举,消灭了伪保安队二三百人,活捉了伪县长。


      起义胜利后,“民动”立即扩建部队及建立政权等重大事宜,创建了胶东游击队第三支队(郑耀南任支队长、赵森堂任参谋长、张加洛任政治部主任),部队建制按照旧军制设制八大处(这是不妥当的)。同时,成立支队党委(张加洛任书记)并重新组建县委(支队党委领导地方县委)。支队党委在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注意团结和发挥各种人才的作用,对国民党左派及进步旧军人,放手使用,人尽其才,分别委为支队副、处长或几个大队长。他们在巩固和建设三支队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另外,对国民党中思想较为偏右的分子(尚未明显暴露),因为在创建部队之初,为了稳定内部,团结抗日,也分别担任了几个大队长及大队附,其中还委以参谋长和秘书长之职。但也由此埋下祸害,以至逆反。这是三支队在人事安排上,最大的失策,教训深刻。


      攻取县城同时,支队党委主要工作是:必须立即控制全县,猛烈扩大党的抗日武装,以应付不久即要到来的严峻形势。当时敌后空虚,伪政权刚被摧毁,民众抗日情绪高涨。我们并不知此段时间,是为“历史先机”,只知时机有利,绝不可放过,只应随形势的发展而跃进。这样抓形势抓时机,是完全对了。攻城的当天,除将少数部队留城之外,其余全部撤离县城,各回原区,将“民动”各股武装与所在的区队混编,大力扩建武装。这样一开始就控制了全县,而且就地发展,进度和效果极好。支队党委对参加攻城的区队,一视同仁,充分信赖,对其头头都做了安排,这些做法,本身就有很大的稳定因素。为了充分利用高涨的抗日形势,支队党委印发了《三支队抗日除奸宣传大纲》,内中阐明三支队的产生和它的主张及与民众的关系,阐明当前的政治形势以及成立抗敌政府,在胶东坚持持久抗战的条件及其必胜的前途。此大纲作为三支队进行抗日宣传教育的基本材料。同时组织政工人员和抗战剧团,深入全县几个主要区镇,巡回演讲。各大队也在驻地集市、广场和街头,进行广泛的抗日宣传。他们还采取成批和个别串连,大力发展武装。在扩建武装中,广泛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即只要有抗日要求的,就大胆吸收,决不搞“左”的关门主义,因为抗战是全民性的抗战。此外,部队还实行了薪饷制,即每个队员(士兵)每月十五元薪金,此事也颇具吸引力。党的方针政策反映了民众的强烈愿望和要求,民众抗日情绪继而增高,很快在全县掀起了参军热潮。采取了以上极积政策和措施,不到一个月左右,三支队由原来“民动”攻城的四五百人枪,猛烈发展为三千七八百人枪,组建十七八个大队,即由第一到第十一大队,还有特务、预备、盐捐、政务、警卫等大队及侦察通讯、警卫队等。每个大队二百人左右,多者三百人枪。在组建部队中,支队党委还抓了党的基干武装的建设,在十七八个大队中建立了近半数的党的基干武装,如特务大队三百多人枪,分队长以上均为党员。在大发展中,难免泥沙俱下,也混进一些不纯的分子(那只是少数),给部队巩固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发展是第一位的,巩固纯洁部队是工作问题,绝不可在大好形势下裹足却步,因噎废食,丧失时机。


      为了保持党对抗日武装的绝对领导,在支队党委领导下,支队自上而下建立政治工作制度。支队部设立政治机关,各大队设政委,中队设政治指导员。政治处(部)开办了两次政工干部短训班,轮训了大部政工干部,讲解内容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政治工作的理论和方法。在短训中贯彻以我党主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民抗战。指出抗战胜利后,要建设新中国,加强抗战必胜的信心与决心,批判了国民党的消极片面抗战。我们从未喊过什么“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什么“服从蒋委员长”等。完全破除了对国民党蒋介石传统的正统观念,并以此精神教育支队广大官兵。在短训班内外突击发展了五六十名党员,即以新老党员和政工干部为政治骨干,在各大队组建支部,发展党员,以组织建设为基础,从政治上思想上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政治处(部)还办起了胶东最早的报纸《抗战日报》(三日刊),成立了抗战剧团,政治部内设妇救会,为掖县培养了首批妇女骨干。政治机关成为加强部队政治思想与组织建设的领导核心,并成为日后与内部少数国民党右派分子作斗争的党委的指挥机关。


      攻城后,在放手扩建抗日武装的同时,支队党委即抓紧政权的建设。武装起义与政权建设是分不开的,最迫切与最根本的要求,是建立自己的政权。“无产阶级革命最根本的问题是建立政权”这个观念在支队党委成员头脑中是很深的。但是我们在县长人选上,保留了旧社会的深重影响,即县长是“百里之才”,得有身份有名望的人担负才行。本来党的同志和国民党左派,都可任县长,只是因国民党偏右分子赵森堂蓄意要争当县长,就来个:我们不当,你也不要当县长。为此请了原韩复榘部的掖县政训处干事张冠五来任县长。张冠五到任后,对各项施政纲领,力行不怠。县政府发布了支队党委决定的施政纲领:一废除一切苛捐杂税(三分地以下免征);二实行平粜抑价,稳定市场;三禁止烧酒,奖励粮食生产;四实行抗日民主教育,兴办农村小学;五对地主、富户、大商征收爱国捐,减轻人民负担;六镇压汉汗,没收其财产。这些法令有利于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日,赢得了民众的热烈拥护。三支队十分重视财政建设。进城不久,即组建了财政委员会(北海银行前身),统筹全支队和政府的财经收支。支队部成立了盐捐处,整顿盐务,每月可收盐捐十五六万元,加上征收工商业税及爱国捐,每月可收入三十多万元,除了解决部队和政府所需经费外(部队每月开支六万元),日后还为胶东区党委和山东分局提供了大批财款。此外,政府成立了粮价平抑委员会,整顿市场,平抑粮价;成立了商会,加强商业管理,以及整顿征收赋税办法,等等。所有这一整套措施, 对发展生产,减轻民众负担,安定民众生活及保证部队供应,都起了重要作用。为了制止币制混乱的局面,支队部还积极筹备发行自己的票子,委托原青岛中鲁银行经理、爱国抗日的民族资本家张玉田承办此事。经过几个月的筹办,到十月底,几种票值的北海银行的北海币,正式问世了。此票一出,即逐步代替了旧法币(中国、中央、交通三银行票子)的流通,市面上各种杂票均被一扫而光。北海币先在蓬、黄、掖三县根据地使用,接着就在全胶东全山东流通起来,在民众中享有很高的信誉,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海银行才完成它崇高的历史使命。支队部的军需处创办了胶东最早的小型兵工厂,土法上马,创制了手溜弹、小型迫击炮和大批的枪枝弹药。此外,还办起了被服厂,到四月初,部队即换上了崭新的军装,面目一新,军容大变。


      五月间,平度国民党第五战区直属第十六大队,自称中将司令官的张金铭纠合莱阳刘东场(刘东阳)、栖霞秦玉堂(秦毓堂)、招远焦盛卿,共三千余人,于五月六日四路进攻掖县,企图一举消灭三支队占有掖县。这是在胶东,也是在全山东最早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磨擦。三支队站在自卫的立场上,起而奋战,坚决予以反击。此刻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第七八支队(简称七八支队)已东上进驻黄县,胶特三军也进入蓬、黄,与三支队共同组成了胶东抗日联军,同时联合组织前敌指挥部(韩明柱任指挥、张加洛任政委)。以七八支队三个大队、三军二个中队会同三支队十几个大队一起奋战。在联军的打击下,首先粉碎了正面杂顽主力,继各股顽军纷纷撤逃,又在夏邱堡最后挫败张顽的反扑,迫使接受和谈,自认是滋事的祸首,保证今后共同抗日,联军打退顽军的进攻,这对震撼胶东顽杂,稳定胶东抗战局面,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积极作用。对国民党顽固派搞磨擦,只有坚决反击,重重教训,摧其锐势,才能迫其低头认输,丝毫不可软弱退让。另一方面,为了团结抗日,反击到一定程度,适可而止是必要。


      反顽作战前后,国民党方面两次向掖县派送县长,均被轰走。一次是四月底平度张金铭派王东朗来掖,要委任郑耀南为“少将支队长”,并自任县长,被我方鄙视嘲笑轰走。这也是张金铭进攻掖县三支队的嫉恨“理由”之一。反顽战役结束后,六月初三支队参谋长赵森堂勾结秘密平度土顽尚性初,携原国民党第八专区专员历文礼(厉文礼)委任状,来掖县接县长。支队部召开会议愤而议论,敌伪来时,他们逃之夭夭,而今他们又来恢复“失地”,真正岂有此理,他们有什么资格来接县长?!粉碎了赵等阴谋。会后,我们即将尚性初缴械,押送出境。我们自己打下的天下,何用国民党政府派送县长,我们不要这个“合法”的县长!我们不向国民党省政府请委,即使他们派来,也一概轰走。我们不要国民党政府一分一文,一枪一弹,不要它的什么正统合法名义!我们完全独立行事,建设自己的政权。我们对邻县国民党顽固派毫无畏惧,我行我素,其奈我何?!


      秘密发动抗日武装期间,县委与掖县一批原国民党人合作,他们多数倾向我党,坚决抗日,少数思想较差或较反动。他们成立了“民众抗敌前进队”(简称“民抗”),五六十人,二三十支枪,其中多数成员均为进步学生和教师。一九三七年底,吸收“民抗”参加“民动”。因为在一个县内,不能各搞各的,一分为二,只有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才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三支队成立后,对这些国民党人统统做了安排。他们多数表现是好的,可是以参谋长赵林堂、秘书长王文峰为首及其几个亲信,随着形势的变化,部队的扩大,就心怀叵测,攫取权势,图谋不轨,破坏七八支队的东上西回。反顽作战期间,又秘密召开乡镇长会议,诋毁三支队共产党,私囤枪枝子弹,组织地下秘密武装……一直发展到秘密与鲁南国民党顽固派头目秦启荣、昌潍王尚志勾结,取得委任,阴谋屠杀三支队党的领导同志,篡夺三支队及掖县政权。三支队党委一经发现其篡夺叛乱阴谋,即采取果决手段,于七月四日一举将其头目骨干六人捕捉,坚决镇压,此即所谓“七四事件”。此举不仅巩固纯洁了三支队,而且为八月份三军与三支队合编,统一党在胶东的抗日武装,统一蓬、黄、掖抗日根据地及尔后坚持长期抗战,提供了有利基础和条件。


      以上这些,就是县委和支队党委奉行的党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因之,三支队得以创立、发展,并取得各方面的建树与成就。一九四三年,在延安党校政策座谈会上,胶东区三十多位干部一致公认三支队所执行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三支队没有受到当时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错误政治路线的影响,这是基本的和主要的主面。


      但是三支队毕竟是带有时代和领导水平的局限性,在某些方面,还受到旧社会和旧军队的影响(掖县出了一些大小军阀),如模拟旧军制(师、旅)的八大处,上下有某些军阀主义倾向;部队发展较快,良莠不齐,管理跟不上,影响部队的巩固。在三支队组建初起,对个别少数国民党顽固分子出让了一些职位,伏下一些动乱的祸根。在与他们斗争中,也曾出现过动摇犹豫的危险倾向。对平(度)北武装与沙河武装(混编为第八大队),未及时让他们回平度及掖、昌发展,未能使掖、招、平、昌连成一片。这是三支队的战略失策。这些就是三支队所存在严重教训与失误。


      当时发动创建三支队的几位领导成员郑耀南、王仁斋同志,久已不在人世。他们及其他过世的同志,是值得深切怀念的。


    作者:张加洛

    一九八八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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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加洛(1919—2003),原名张广和,山东省掖县人。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 年考入省立掖县第九中学。1935 年发起学生救亡运动,任学生救国会副主席、主席。1936 年入北平弘达二院插班高中,加入“民先”,为“旧学联”主要成员之一,是山东莱阳乡师“民先”组织发起人。同年10 月赴西安,参加东北军学兵队,任东北军抗日先锋队政治指导员,从事党的“兵运”工作。1937 年10 月受中共山东省委指派回胶东地区发动抗日武装,任中共掖县县委书记、掖县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政治委员。1938 年3 月发动掖县玉皇顶武装起义,创建胶东游击队第三支队,任支队党委(特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胶东抗日联军前敌指挥部政委、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团(旅)政治处(部)主任。1939 年3 月赴延安汇报工作,抗大学习。1941 年后任中央军委总卫生部政治处主任、西北五省联防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1946 年后任胶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北海军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华东军区警备五旅政委。1949 年后任山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第一副部长、江苏军区政治部主任兼中共江苏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64 年晋升少将军衔。1964 年任国务院水利电力部政治部主任。1978 年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2003 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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